浙江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翟翕武回忆浙江解放

　　尽管离职多年，但翟翕武每周总要有这么一两天，到省政府一号楼的一间专用办公室，看看文件，灵灵信息。6月11日，翟翕武应记者约访，一早就来到这里，和记者聊他在解放初期经历的一些旧事。这位94岁的老人，腰杆笔直，思路清晰，60年前的风云岁月，在脑子里盛放得井井有条，从政、战争、进城、创业，不时会有一些鲜活的细节，从老人双手的比划中，披着万里征尘跳到我的面前。从他的叙述中，可以依稀看见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从赢得战争，到最终赢得国富民安。

　　南下浙江

　　说起那一把美式手枪和卡宾枪，翟翕武现在还有几分依恋。“很好的枪，孟良崮战役打掉国民党整编74师后，打扫战场时，在一名连长身上捡的。”

　　当时翟翕武是山东省沂南县（孟良崮原属沂南县后划归蒙阴县）县长，作为战利品，这把美式手枪和卡宾枪跟随了他好一段日子。“还有一支派克钢笔和一只望远镜。”

　　1949年，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国战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屯兵长江以北，随时准备挥师南下，解放全中国。

　　在做好军事准备的同时，华东野战军七兵团政委谭启龙受命组建“浙江省准备委员会”，负责解放浙江后的全面接管工作。山东鲁中南区和渤海区党委为此调配了13个地委及40多个县区委的全套干部，随军南下浙江。

　　时年34岁的沂南县长翟翕武，也被选派南进。于是他带着沂南县的20多名干部，跟着鲁中南区党委书记霍士廉离开了山东解放区，随大军直奔江南。“临行前，上级要求我们把随身武器全部上缴，尽管挺不舍的，但还是把枪上缴，只背着被褥，带着几本书上路了。”

　　1949年4月初至5月2日，浙江省准备委员会研究了中共浙江省委和杭州军管会的组织结构，安排和讨论了随军南下干部的学习及工作分配问题，还编辑了《浙江省概况调查》等资料，为接管浙江做了各方面的准备。

　　“1949年4月23日，大军渡江，我们这些南下干部背着被子从镇江过来，走了十天，5月3日与部队一起进了杭州。在行军的路上，上级就一个县一个县地配干部，主要是书记、县长，一进了浙江就对号入座，我被分配到军管会搞经济工作。”

　　让翟老记忆深刻的是，进城后，富庶之地的杭州，并没有出现战后的破败混乱，“原来我们还想，进了杭州可能还要打仗，没想到都挺稳定的，一些工厂停工，但很快就恢复了生产。这主要是地下党事先做了大量稳定局面的工作，数十万工人、学生和市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护厂、护校、护路和保卫重要资产的斗争，比如水电就基本没有断，解放军纪律又好，老百姓心就安稳了。”

　　5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成立，谭震林任书记，谭启龙任副书记；次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谭震林任主任，谭启龙和汪道涵为副主任。

　　“我被任命为杭州军管会工业部企业处处长，当时我们的办公地点在梅花碑的国民党省政府旧址。”翟翕武回忆说，

　　接管企业

　　杭州解放后的接管工作极为艰巨，百乱待治，百废待兴。军管会成立后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接管关乎国计民生的重点官僚资本企业，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当时杭州市军管会接管企业的方针是十六个字：维持生产，保证供应，原封不动，全面接管。

　　谭震林亲自接见了杭州著名的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六一织造厂总经理胡海秋、宁波市工商界著名人士俞佑宸等，听取汇报，安定他们的情绪，帮助他们具体解决企业生产中资金周转等困难。

　　对工商界人士的坦诚相待和及时安抚，既稳定了人心，又凝聚了力量，对稳定建国初浙江的政局，发展浙江的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翟翕武回忆，当时他负责接管的企业主要有闸口电厂、自来水厂、崇裕丝厂、长广煤矿、幸福绸厂、五丰丝绸厂和三友实业社办的杭州棉纺厂等。“接管干部不够，浙江大学地下党支援了我十多个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群众，那时叫红色群众，由我带着去接管官僚资本工业企业。”

　　穿着黄布军装的翟翕武带着接管小组，每到一家企业，就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宣布企业从现在开始，性质变了，变成全民所有了，然后留下一名军代表负总责。“其他的，政策很好，留用原来的人员，厂长、工程师和所有管理人员的职务、薪水一律不动。我记得自来水厂厂长叫黄宏熙，我和他聊了半天，双方很融洽，我看了厂子，详细了解了生产流程、水源水质和杭州市每天的用水量等。”

　　现在杭州制氧机集团的前身——力余修械所和汽配厂，也是翟翕武负责接管的。当时设在杭州中山南路的力余修械所，是国民党保安司令部的军工单位，主要承担军用枪械的修理和少量制造，有约200名工人，30多台机械设备，是当时杭州设备最多、技术力量最强的机械厂。杭州解放后的第3天，翟翕武就奉命带队前来接管。地下党员周建鑫和已被争取过来的所长马湘平、警卫班班长舒宪周，当即把护厂时藏起来的2000余支枪和10万余发子弹全部移交给了他们。之后修械所立即恢复生产，抢修了许多损坏的高射炮、榴弹炮、高射机枪等，为浙江全境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翟翕武说，在接管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当时杭州内外，敌特活动猖獗，各种非法武装很多。翟翕武在去长广煤矿接管途中，就遭遇了土匪的伏击。“我坐的是吉普车，土匪的子弹嗖嗖嗖的向我们打来，我的驾驶员拼命往前冲，终于冲了出去。但另一辆车上的一名浙大学生却牺牲了。”

　　让翟翕武印象深刻的是，长广煤矿的工人对解放军的接管，非常支持，不但领着他们井上井下的参观，“还专门上山打了一头野猪给我们吃。”

　　创业办厂 

　　接管后，就着眼工业经济的发展。当时有个倾向，就是学习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浙江的实际是资源很少，没有丰富的矿藏，不适合发展重工业。浙江蚕丝、棉、黄麻多，可以先发展这个。谭震林一锤定音。

　　翟翕武说，当时全国还没有全部解放，部队调动多，粮草要跟上，装军粮的麻袋却奇缺。“比如军队突前，老百姓支前，只能用苇席做成篓子盛小米，放在独轮车上，苇席编成的篓子缝隙大，路又不好，一路走一路漏。”

　　谭震林就提出，浙江有黄麻，我们可以先搞一个麻袋厂。军管会决定在杭州创办麻纺织厂，专门生产麻袋。“1949年底让我主持建厂。”翟翕武说。

　　谭震林了解到，上海有一套闲置的麻纺设备，于是马上和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联系，要求调这套设备到浙江。陈毅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批示：“全国尚未解放，在自力更生原则下建厂，同意。”

　　翟翕武记得很清楚，“这套麻纺织设备是英国产的，共有纺锭1616枚，织机74台。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下了命令，这套设备不能留给共产党，一定要运到台湾。管这套设备的，有两个工程师，一个叫陈继善，一个叫罗高华，都是留美回来的，他们表面答应，但就是拖着不办。刚开始国民党还催得很紧，但后来都抢先跑了，就没人管了，设备就留在了上海。”

　　翟翕武带着人到上海接收这台设备，一看，傻眼了。这套搁置在上海第五棉纺织厂仓库的纺织机，锈迹斑斑，零件东缺一个西缺一个，根本没法用。“而当时中国还没有一家厂能够提供纺织机成套零部件的，都只是敲敲打打，修理修理。”

　　于是翟翕武派出4名经验丰富的机械工人，到上海各机械厂去收集、配齐零部件。他自己也领着陈继善总工程师到上海、无锡各个有关厂家，看看他们的技术力量能为这套设备生产什么零部件。“陈继善原来是美国别克汽车厂的工程师，水平很高，他转了一圈后，心里有数了，这台纺织机在上海可以搞起来。我们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这家厂做滚桶，那家厂做齿轮，然后由陈继善负责总装，这样就算搞起来了。”

　　建厂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拱宸桥以北正好有个过去的日本租借地，有800亩土地，我说那正好，就在这里建麻袋厂。负责厂房设计和建设的工程师叫汤富圻，这个人之前是国民党上海扬子建筑公司的总工程师，很出名的，思想也很进步。厂房由浙江建筑公司负责盖，盖得很快，8个月就建起来了。同时设备也搞好了，拿回来就试车成功了。”

　　1950年8月1日，浙江麻纺厂正式投产运行，当年就生产麻袋59.45万条。“此前一些民族资本家等着看笑话，说你们共产党打仗可以，搞建设不行，要在这么短时间里建麻袋厂不可能。结果我们8个月就建成投产，成为浙江解放后的第一家大型企业。”浙江麻纺厂第一任厂长翟翕武笑着说。

　　赶超“绿杠”

　　“一开始是东厂房，西厂房，后来又搞了个三期工程，建设北大厂房，几万平方米，计划安装4套设备，大约是一万个纺锭规模，当时在东南亚算是最大的麻纺厂了。”

　　当时中国还没有一家厂能生产成套纺织设备，翟翕武说：“当时我了解到上海有个经纬麻纺厂，设备也是英国的，是改进型的，比较先进，我就派总工程师带着几个技术员去经纬麻纺厂，一台一台去画图，人家开始不答应，谭震林出面，找他们上级，同意了。我们的人到这家厂后，要哪一台，哪台就停机，然后我们把机器拆开，从分图纸开始画，画出整套设备制造图。然后再根据图纸，到各个厂生产零部件，我们负责总装。由此有了北大厂房最早的纺织设备。”

　　“浙麻”麻袋出品后，翟翕武问技术人员，现在世界上，哪个地方生产的麻袋最好？回答是英国产的“绿杠”麻袋。翟翕武就说，我们用两年时间超过它，你们说行不行？技术人员都不太敢答应，后来说试试看吧。翟翕武说不能试试，两年必须把这个“绿杠”打倒。

　　没用两年，“浙麻”的麻袋各项物理指标就超过了英国“绿杠”。翟翕武说这还不行，实用指标也要超过它。“什么是实用指标呢，我说麻袋要装大米，要耐磨。于是我们把绿杠麻袋和我们的麻袋装上同样多的大米，拴在吉普车的后面，在马路上拖着跑，看看哪个麻袋先破，呵呵，结果绿杠先破了。我说这还不算，麻袋在搬运过程中，有时要丢上丢下的，我们就在几十米高的水塔上装上葫芦，把绿杠和我们的麻袋装上同样重的大米吊起，往下丢，几个来回下来，又是绿杠先破，我们的没破。我这才放心，说这就过关了。后来我们的麻袋出口是免检的。”

　　“所以当时我就有个体会，办厂也好，干什么也好，起点要高，要有个志气，如果你领导人没有一股子气，那下面就给你马马虎虎应付着算了。”翟翕武说。

　　从头学起

　　和许多“土八路”一样，进城后，从抓枪杆子转型到抓经济，翟翕武起初也是两眼一抹黑。他笑着说，刚去人家工厂接管时，连啥是马达也不知道。“毛主席说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我们是在来浙江的路上学的，毛主席说了，进了城，要好好学习，要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括号，不管什么人，毛主席特别加了括号。我们过去都是打游击出身，当时叫我管工业，我说我连马达还不认识呢，那时在山沟沟里哪有什么马达啊，所以毛主席说我们要从头学起。”

　　“我刚当厂长时，不懂技术，就自己带头，和管理干部一块拼命学习，叫工程师给我们上课，学纺织工程专业，定期考试，我考试常常都是100分，下面人就没话讲了。呵呵。那时候因为是学苏联，我们就请了一个俄语老师来教俄语，4本俄文教材我都读完了。”

　　“当时东北学苏联，搞了厚厚一本书，封面是黄的，人称黄皮书，我们建麻纺厂时，有人说去买黄皮书来看。我想想说，算了，什么黄皮书白皮书，纺织这一块并不是苏联强项，我们陈继善总工程师是美国来的，他这一套比较先进，挺符合我们厂的，我们就学他这一套。我们那时候就有岗位责任制，比如设备维修，哪个维修工负责这一台机器，他的名字都挂在上面，机器一出毛病，马上就可以找张三李四，没人可以推，这都是陈继善提出的美国的管理办法，叫岗位责任制。”

　　翟翕武说，我们对人才非常重视和尊重，“当时的总工程师陈继善技术是一流的，我们不但尊重他，还把权力放给他。我和他明确说，在技术问题上，你签字算数，不要再找我了。”

　　在这里，翟翕武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陈继善一次找到我，提出要给宿舍装抽水马桶，因为他夫人长期在美国生活，不习惯公共厕所。那时候杭州市有抽水马桶的也没几家，我们就专门从上海买来给他装上。工人知道后有意见，我就找来一些老工人，我说，这样好不好，陈继善能解决的技术问题，你们也能解决，我给你们每个人都装抽水马桶。我大声问，行不行？呵呵，没人敢答应。我说那好了，你们要虚心向专家学习技术，不要在这方面计较。”

　　对专业人才给予特殊照顾，但对自己，翟翕武这些共产党干部却始终不忘艰苦奋斗。“我那时生活很简单的，他们叫我吃小灶，我不吃，我和工人一起排队打饭。只有这样，才能和工人建立感情，他们不会把你当‘官’，有什么话都愿意和你说，你说话他也听。”

　　“领导干部搞特殊，工人反感。”这位有着71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说。

　　1954年4月，翟翕武离开一手创办的浙江麻纺厂，上调浙江省工矿厅任副厅长，并在之后任浙江省工业厅厅长、轻工业厅厅长、浙江炼油厂工程指挥部指挥、党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长兼计委主任，中共浙江省顾问委员会常委。（《今日浙江》杂志）